日前，浙江發布《關于高質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其中明確，全面放開放寬城鎮地區落戶限制，放開人才落戶，放寬投靠落戶，實行戶籍準入年限累計互認。同時，杭州市城區要取消落戶名額限制，精簡積分項目，確保居住年限和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分數占積分的主要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提出實行長三角地區戶籍準入年限累計互認。這意味著，只要來到浙江，即使更換城市工作生活，依然可以累計社保、居住年限，開啟落戶之門。

這一政策的發布，代表了全國人口增量第一的浙江，又開啟搶人模式。讓人不由得聯想到，近年來日益凸顯的“人才南遷”現象（即，中國各地人才向南方流動）。為什么人們都選擇去南方發展？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人才南遷”的背后

人們正在“用腳投票”，奔向南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和2000年相比，北方人口增長了5.9%，略快于南方。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北方人口在過去10年僅增長了2%，遠低于同期南方8.5%的增長率。

而幾乎在同一時間段內，2010年-2021年，北方經濟占全國總量從42.8%降至35.2%，而南方經濟占全國總量從57.2%增至64.8%，南北經濟總量差距從14.4個百分點增至29.6個百分點。

可以說，“人才南遷”的背后，是南北經濟差距持續擴大。

南北經濟總量的對比或許不夠明顯，從省份和城市來看更為直觀。2022年全國GDP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別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徽。其中，北方僅有山東和河南兩省在列。在改革開放初期，北方在全國10強省中占據5席（遼寧、黑龍江、河北、山東、河南）。

從2022年全國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來看，情況更不容樂觀，北方僅有北京上榜，其余9座皆在南方。但在改革開放之初，北方在全國10強城市中占據6席（北京、天津、沈陽、大連、哈爾濱、青島）。

事實上，曾經北方依托重化工業優勢，一度領先于南方。如今衰落的東北地區祖上也富過，計劃經濟時期的遼寧GDP長期位居全國前三、一度位居第一。但在改革開放后，南方通過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外向經濟而逐步崛起。

改革開放后，北方依托傳統工業通過資源和投資驅動仍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輝煌，但在產業升級浪潮中，北方的工業優勢卻逐步失守。一組數據更直觀地說明問題，2022年我國的工業增加值排名前十的城市，深圳、上海、蘇州、重慶、廣州、佛山、寧波、無錫、東莞、泉州等皆為南方城市，北方無一城上榜。

這也意味著，傳統重工業已經無法跟上時代的腳步，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加重要。

跟著新興產業南下

為什么選擇南下？聽聽年輕人的想法：

“我是學軟件工程的，如果畢業后在深圳、杭州工作，發展前景更好，工資水平也是國內最高的。”“我是電子系畢業的，北方真的沒有啥半導體行業，只能去南方找工作。”

在國內，選擇大學專業，更多考慮的是未來就業。新興產業，不僅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而且能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福利。智聯招聘發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中國企業招聘薪酬報告》，從行業招聘薪酬同比增速來看，電子技術/半導體/集成電路行業薪資同比增長5.9%，薪酬同比增速最高，這些行業都是我國的戰略性新興行業，具有不錯的發展前景。

在《中國企業招聘薪酬報告》中，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京、蘇州、廣州、寧波、珠海、廈門等的薪酬水平位居全國前十，北方僅有北京上榜，其余都是南方城市。

南北方的薪酬待遇差距源于，北方更加側重于重工業和傳統產業，而南方新興產業在創新、科技和互聯網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活躍度和更加多樣化的布局。依托傳統工業和資源型產業的北方，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領域落人一步，無法更好地應對如今的競爭格局。

比如，作為中國南方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深圳的新興產業以高科技、創新和前沿技術為主，深圳的華為、騰訊、比亞迪等公司都在新興產業領域有著顯著的影響力；杭州發展則依托于電子商務、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例如阿里巴巴就是在杭州發展起來的全球電商巨頭；蘇州的新興產業以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為主。例如，蘇州工業園區生物醫藥產業綜合競爭力位列全國第一。

這三座新興產業布局良好的城市，無一例外都是位列2023年《中國企業招聘薪酬報告》薪酬水平排名前十的城市。

“北歸”答卷怎么做

人才南遷，何時北歸？在先發國家的經驗中找找答案。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促進協調區域發展比較有效的方法包括：設立專門機構，強化政府調控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加強立法，以制度來保障落后地區的開發；加強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利用財政稅收金融政策，構建縱向和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比如，德國將區域協調發展政策列入基本法范疇，通過財政平衡政策等手段促進各州各地區財力的均等。2006年，根據歐盟的《地區補貼指南》，德國為落后地區的新工商業項目、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等提供補貼與資助，以確保資金最大程度地支持落后地區的發展。相關數據顯示，2000-2015年，德國16個州的人均GDP變異系數從0.32波動至0.27，區域間較平衡發展。

日本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方法，一是，制定了“國土計劃”和“地域經濟再生戰略”等計劃，明確了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的職責和任務。二是，財政轉移支付。日本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七成或七成以上都分批次撥付地方政府部門，地方政府部門根據地區的實際需求和發展情況，對資金進行分配和使用。三是，商業貸款的貼息。鼓勵企業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投資興業，促進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進而不斷縮小地區間的差距。

日本的區域協調，受限于國土面積，主要聚焦在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大都市圈。2014年，東京圈的經濟份額最高，達到了32.3%，而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的經濟份額分別為13.9%和9.9%。在人口方面，東京圈的人口最多，占比為28.3%，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4.4%和8.9%。根據經濟-人口比值的分析，東京圈的經濟-人口比值為1.14，大阪圈的比值為0.96，名古屋圈的比值為1.11。這也說明，三大都市圈的經濟和人口分布相對均衡，形成了相對平衡的區域發展格局。

人才南遷，實際上反映的是我國南北方經濟差距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有賴于國家戰略的規劃，以及各地市場化程度的高低、民營經濟的活躍程度、營商環境的優劣等。北方省份、城市更多的還是要正視自身不足，繼續深化改革，加快轉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想方設法、拼盡全力去迎頭趕上，畢竟留給北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青島財經日報/首頁新聞記者 孫夢

責任編輯：林紅